黄维在回忆录《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》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在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境遇。他感慨道：若我仍在国民党旧军队中任职，一旦患病就只能被迫离职返乡。虽然我黄某人曾官至中将司令，但家底并不丰厚，经济实力终究有限。即便变卖所有家产配资炒股利息，恐怕也难以承担长达十年的巨额医疗费用。
作为国民党军队的中高级将领，黄维虽然享有常例钱钞等灰色收入，但这些收入往往入不敷出。在国民党军方高层圈子里，应酬交际是必不可少的开支。那些高级将领们挥霍无度，一顿饭的花销就能抵得上一个月的薪水。黄维虽然性格耿直，但也不得不随波逐流参与这些应酬，导致积蓄寥寥。正因如此，他在同僚中的人缘也相当差。若非后来被关进战犯管理所，那些昂贵的进口药品费用他根本无力承担。
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，像黄维这样经济拮据的穷中将至少还有三位。对他们而言，被俘反而因祸得福——如果这四人当时逃回蒋介石身边，恐怕都活不到1959年。
1959年首批获得特赦的33名战犯中，有10人来自功德林战犯管理所。其中包括：杜聿明（原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）、王耀武（原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）、曾扩情（原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）等高级将领。从其他战犯管理所特赦的23人中，最为人熟知的是末代皇帝溥仪。
展开剩余79%国民党将领中贫富差距悬殊，其中著名的穷中将当属原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、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。他因租住简陋房屋和使用破旧沙发，曾被杜聿明怀疑是共产党卧底——而事实上郭汝瑰确实是我党安插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。
郭汝瑰的贫穷情有可原，而且他作为红色特工和起义将领的双重身份，最终并未进入战犯管理所。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述的是黄维等四位在战犯管理所中的穷中将——他们在被俘前就过着紧巴巴的日子，如果逃往台湾，一旦失去军职，必定会陷入衣食无着的困境，生病后更是只能等死。
黄维在回忆录中写道：四年间，我的病情多次反复，好几次都濒临死亡边缘，但都被及时抢救回来......医生给我注射了大量的青霉素和链霉素，每四小时就要打一针，前后累计注射了三百多针。除此之外还使用了其他多种药物。在饮食方面，我享受的是小灶病号饭，每顿两菜一汤，每天都有牛奶、鸡蛋和猪肉供应。这种待遇一直持续到1958年，即使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我也从未中断过牛奶供应。
与长袖善舞的王耀武不同，黄维在国民党军中是有名的书呆子，既不善作战，也不懂敛财。虽然中将的薪水不低，但在金圆券、银圆券疯狂贬值的年代，如果不及时兑换成金条，积蓄很快就会化为乌有——年初还能买一头牛的钱，到年末连一盒火柴都买不起了。
黄维因为家贫，无以从二三子，在功德林里也是形单影只。他曾被军统出身的董益三当众掌掴，不仅无人劝阻，反而全组人都要殴打他。黄维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段经历：组长、副组长仗着人多势众，对我兴师问罪，并动手打我。我也还手反击，但因用力过猛，自己反而摔倒在地，脸都磕破了。
被俘对黄维而言实属幸运：在功德林他不仅无忧无虑，还能用进口药物治疗疾病。而他的那些同袍们下岗后生活无着，甚至有人跑到中山陵去哭诉。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都知道著名的哭陵事件——1947年5月5日，以黄埔一期学生、陆军中将黄鹤为首的四百多名编余军官在中山陵前痛哭抗议，这一事件震惊了蒋介石，也在国际上引起轰动。
蒋介石用人唯亲，用完即弃。黄维在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前就已疾病缠身，多次请假未获批准。如果晚些被俘，他可能就病死在战场上了。即便能逃出去，以他的身体状况也无法继续带兵，在被编遣后更无力承担医疗费用。
1975年特赦后，黄维获得了住房安置和优厚待遇。他满怀感激地写道：特赦后，我与妻儿幸福团聚，政协为我安排了新居。不久，我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，月薪200元。1978年3月，我又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，享受副部级待遇。晚年还能为国家、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，我感到非常欣慰。
国民党高级将领中，黄维和杜聿明都是特立独行的人物。杜聿明的儿子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广为人知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连送给杜聿明母亲的寿礼都被人偷梁换柱：蒋介石批示的是十万银元，到杜聿明妻子手中却变成了仅值三千的金圆券。
从1937到1949年，国民党统治区物价上涨了惊人的36万亿倍。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，但确系《红旗》杂志1983年第8期刊载的数据。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，普通将领的积蓄瞬间化为乌有。
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期间就已病重难支。他的家属到台湾后，七口之家每月仅能领取一百斤大米和两千台币的补贴——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全家糊口。四大家族可以借货币贬值大发横财，但普通将领一旦失业，很快就会陷入绝境。
沈醉的《战犯改造所见闻》和黄济人的《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》等回忆录记载，战犯中的重病号除了黄维、杜聿明外还有很多。黄维自述患有六种结核病，杜聿明则有四种结核。政府为了救治他们，专门派人到香港、澳门采购当时内地还不能生产的链霉素等特效药。
从一些生活细节可以看出战犯们的经济状况：少将董益三和中将汤尧穷到要捡其他同学的烟头来抽，说明他们已被亲友彻底遗忘。有些战犯的身体状况也十分糟糕，如兵团司令刘嘉树血压高到晒条棉被都要休息半天才能说话；山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瘦弱到一阵风就能吹倒。
中将汤尧并非蒋介石的真正嫡系，1959年首批特赦的曾扩情则从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变成了弃子。这个性格木讷的将领在被俘前甚至跑到庙里当了和尚，被抓时还辩解道：我已遁入空门，你们还抓我干啥？曾扩情遁入空门实属无奈——在被蒋介石踢出嫡系后，他连党部职工的薪水都发不出，最后不得不靠变卖公物和寄居照相馆女老板处度日。
这些将领的遭遇，生动展现了国民党统治末期高级军官们的真实生存状态，也折射出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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